平明塑料案的再审抗诉：重塑商标争议解决中鉴定证据的价值

诉讼经过： 然而，在一审审理过程中，合议庭认为涉案标志在表现形式上存在差异，并将专家鉴定结论视为“仅供参考”。尽管原告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胡志明市高级人民法院）仍维持原判，未采纳原告的上诉理由。

上述背离常规的判决造成了极具争议的先例，并引发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决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书的核心论点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书直指前两级审理法院在证据审查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具体包括：

• 无视鉴定证据体系： 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书最引人注目之处不仅在于建议撤销两审判决，更在于撤销的理由本身。最高人民检察院认为，两审法院未能依据鉴定结论（包括越南知识产权研究院的四份鉴定结论和越南知识产权局的一份评估文件）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毫无根据的，并严重损害了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此次抗诉的焦点不仅是试图扭转平明塑料在程序上的不利结果。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反驳了此前引起专业人士极大关注的一种裁判思维：即将领先的科学鉴定和行政决定降格为无关紧要的“参考材料”。最高人民检察院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带来了极大的宽慰，因为它击中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根本隐忧：如果作为最坚实法律依据的鉴定结论在法庭上仍可被置于次要地位，那么权利人还能对越南的知识产权执法机制抱有何种现实的期望？
• 侵权认定的原则： 其次，抗诉书表明，最高人民检察院并未将该案视为两个标志或两种品牌呈现方式之间纯粹的形式争议，而是着眼于侵权标志的本质和整体的混淆可能性。鉴定机构分析指出，在“NHỰA BÌNH MINH VIỆT”这一词组中，“Nhựa”（塑料）仅仅是针对商品材料或性质的描述性元素，“Việt”（越南）的显著性较弱，而“BÌNH MINH”（平明）则是产生最强视觉印象的组成部分，且与受保护的元素相同。如果审判委员会在未来能够认真考量这一路径，该案将可能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实践里程碑，重申对侵权标志的评估必须基于显著认知部分，而非仅仅停留在形式呈现的微小差异上。
• 对侵权规模的片面评估： 第三，抗诉书反映了现代商业环境中关于证据的一种重要思维。最高人民检察院指出，二审法院认定被告仅试生产了50根塑料管是不全面的，因为执达员笔录（保全证据公证/文书）已记录了在网站和脸书（Facebook）上许诺销售该产品的情况。这一细节表明，在当代的商标争议中，数字环境中的许诺销售、社交网络和企业网站上的推广，以及数字媒体平台上的视觉识别，都可以作为评估侵权行为实际程度、消费者触及范围以及市场混淆风险的关键证据。

本案争议的本质究竟为何：是形式差异还是商业来源的混淆可能性？

必须直截了当地承认一点，本案不应沦为对BM和BVM标识之间，或对布局、排版、颜色或显示尺寸等细节的机械比对。在商标法中，核心问题不在于“这两个标志是否相同”，而在于：被诉标志的使用是否会导致相关公众对商品的商业来源产生误认或虚假联想？

因此，在平明塑料案这样的争议中，必须将其置于包含多个因素的综合语境中进行评估：标志的近似程度；哪个部分是首要的、认知主导要素；商品的类似程度；在产品、招牌、网站和社交网络上的实际使用语境；在先商标的知名度；销售渠道；目标客户群体；甚至实际消费者在市场上接触产品的方式。过分强调表面的形式差异，而淡化文字要素“BÌNH MINH”（平明）在原告长期经营的同类产品上的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激烈的法律争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应表明，这种观点不再仅仅是学术探讨，而是已经成为最高层级程序性辩论的焦点。

从这个角度来看，此次抗诉也间接复苏了评估商标侵权的一项重要原则：并非标志的所有组成部分都具有同等的权重。描述性成分、显著性较弱的要素，或不足以改变整体商业印象的附加部分，通常不能被用作完全消除混淆风险的“盾牌”，特别是当在先商标的核心部分仍然清晰地出现在被诉标志中时。这是企业在制定命名、标签设计和选择商业标志战略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

鉴定结论和行政处罚决定在法庭上的价值何在？

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并拥有评估证据的完全职权。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等同于可以任意驳回专业文件，在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的情况下，将其降级为“仅供参考”。

在知识产权争议，尤其是商标争议中，专业机构出具的鉴定结论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反映了对显著性、认知主导要素、近似程度以及混淆可能性等问题的技术和专业审查路径。同样，执法机构的行政处罚决定虽然不能替代司法裁决，但仍然反映了在特定市场语境下对法律的实际审查、核实和适用结果。如果裁判机构不同意这些结论或决定，那么从程序逻辑上讲，不能仅仅宣布它们“仅具有参考价值”，而必须有说服力地解释为什么该鉴定评估不适用，或者在必要时，考虑启动重新鉴定、补充鉴定机制，并使用具有同等可靠性的方法进行交叉验证。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抗诉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如果鉴定评估、行政执法和民事裁判之间的鸿沟被过度拉大，将对知识产权执法系统的可预测性造成重大风险。当企业无法估量专业证据在法庭上的真实分量时，即使他们在证据收集和维权活动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也将面临极高的不确定性。

此次抗诉向企业传递了何种信息？

• 第一，构建多层次的“权利生态系统”： 仅注册核心商标是不够的。为了打击“商业寄生”的蔓延，企业需要进行防御性注册：文字商标、组合商标、图形商标、宣传语、包装设计甚至实用艺术版权。权利体系越密集，法律屏障就越坚固。平明塑料与越南平明塑料之间的争议是一个绝佳的案例，证明当一方构建了多层法律“盾牌”时，交锋将不会仅仅局限于单一战线。
• 第二，不依赖单一类型的证据，而是构建综合证据链： 绝不能依赖单一文件。在提起诉讼时，案卷必须涵盖：商标知名度证据、使用历史、鉴定结论、行政决定，特别是确立实体空间和数字环境中侵权行为的执达员笔录（保全证据公证）体系。
• 第三，知识产权诉讼始终带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此次再审抗诉证明，如果主管机关发现证据审查或法律适用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是已生效的判决仍可能受到挑战。因此，企业必须做好长期诉讼的心理准备，并具备足够持久的预算、沟通策略和证据策略。
• 最后，维权行动必须伴随长期的战略思维。 并非每个案件都应仅仅通过特定裁判时刻的“输赢”来衡量。在某些情况下，最大的价值在于企业向外界明确展示其品牌保护的坚定立场，震慑市场上的负面信号，并为企图“搭便车”或利用知名品牌声誉的实体树立警告先例。